老齡少子化現象一直在困擾著日本社會，低結婚率也導致低生育率。日本政府一直在嘗試各種方式，希望日本的年輕人“早婚早育”，各種催婚廣告也是鋪天蓋地。但實際上，有很多職場人因為工作壓力等原因，對戀愛結婚并不上心，很多人抱著不婚的想法生活，直到遇到可以結婚的另一半，隨之大齡結婚者比比皆是，另外通常大齡夫婦都是雙職工家庭收入頗豐，也往往抱著“丁克”的想法沒有生孩子的計劃。

然而在夫妻生活中，往往也因為各種原因有了“愛情的結晶”，大齡夫婦因此成為育兒家庭的情況也很多。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，這些家庭也是盡心竭力給孩子最好的，由于有一定的經濟基礎，育兒開支較大，因此被動陷入“老年破產”的邊緣。為了避免晚婚晚育造成晚景凄涼的情況，日本社會又幫年輕人算了一筆賬，希望大家從現實出發而早點生育。

日本社會普遍認為，一個家庭一生有兩次攢錢的機會。第一次是從步入社會工作后到第一個孩子出生前，第二次是孩子們成年離開原生家庭之后到正式退休之前。如果生孩子太晚的話，可能會喪失第二次攢錢的機會，導致養老金不足的問題。
 

比如40歲的鈴木先生就遇到了這樣的困境。鈴木先生在日本大手企業工作，經常被派往海外出差，薪資待遇豐厚，本來沒有結婚的打算。但因為疫情的原因，鈴木先生安定地在東京生活，平時主要靠視頻和電話溝通工作。一個人在家辦公久了倍感孤獨，與同期入職的女同事在溝通工作中互生好感，于是同樣有“不婚”傾向的兩個人組建了家庭。鈴木夫婦兩個人的年收入超過1200萬日元，屬于高收入家庭，為了婚后更好的居住環境，于是通過貸款購買了總價7000萬日元的公寓。

因為年齡和職業發展的問題，兩個人沒有生孩子的打算。沒想到在東京解除緊急事態宣言，各行各業陸續復工復產時，鈴木太太卻意外的懷孕了。“老年得子”的夫婦倆商量之后決定留下這個孩子，但是作為“高齡產婦”懷孕的反應和風險較大，以及考慮到將來照顧孩子的需要，鈴木太太已經做好了辭職做全職主婦的準備。但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，又讓鈴木夫婦產生了深深的焦慮感。
 

如果鈴木太太辭職，家庭收入將大幅減少，所有的經濟壓力都由鈴木先生承擔。鈴木先生的婚前積蓄支付了部分房款，之后每個月還需要還房貸；鈴木太太的婚前積蓄主要用在育兒準備方面。由于之前習慣了高品質的生活，太太準備在能享受“無痛分娩”的條件較好的私立醫院生產，之后還準備送孩子去國際幼兒園及私立學校，一步踏上精英教育路線。
 

計劃是美好的，現實是骨感的。鈴木先生買房貸款年限是30年，每個月還款壓力不算太大。不過在42歲時生下孩子到孩子成年需要20年，那時候鈴木先生已是62歲的高齡，還有3年就要退休了。雖然日本是年功序列制，不過如果老員工不能成為高層管理人員的話，到一定的年齡將會“退居二線”，收入也隨之降低，即使不考慮孩子的大學學費的話，工資怕只夠一家人日常開銷，也就攢不下什么養老錢了。太太的情況似乎更嚴峻，成為全職主婦后，每年少了幾百萬的年薪，即使兼職的話每個月也就一百多萬的收入。雖然政府有一定的育兒補貼，但又很多政策是傾向于低收入家庭的，鈴木夫婦的收入肯定不屬于低收入，所以孩子的一切教育費用基本都需自費承擔。如果孩子就讀公立學校，實際上不會花費太多，但鈴木夫婦不希望孩子太平庸。如果就讀私立學校的話，每年的教育開支至少需要200萬日元，鈴木太太的兼職收入都達不到孩子的學費標準了。如果再加上私塾費、興趣班、游學費等等，那么這部分的開銷還是由鈴木先生負擔，到時候還能有多少家庭儲蓄呢？如果不早點規劃養老金的話，恐怕沒有辦法過上高品質的養老生活了。

通過鈴木夫婦的例子，日本社會還是鼓勵年輕人早婚早育，這樣才有機會享受晚年的美好生活。在養孩子的同時，也需早日做好養老金規劃，也許趁有經濟實力的時候投資一個獨棟公寓，可以作為家庭收入及養老金的補充，也是明智的選擇吧。